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| 继续访问电脑版
立即注册 找回密码

“岭南人士之冠”唐胄

2017-1-13 16:28| 发布者: 中华神韵网| 查看: 212| 评论: 0

摘要: 唐胄,字平侯,号西洲,琼山人。明弘治十五年进士。他“有道则现,无道则隐”,进士后深感正德朝朝堂黑暗,在家侍奉母亲,奖掖后学,著书立说。嘉靖年间起复,宦游各地,为官清正务实,不苛清矫激。为儒士之宗正。图 ...

唐胄,字平侯,号西洲,琼山人。明弘治十五年进士。他“有道则现,无道则隐”,进士后深感正德朝朝堂黑暗,在家侍奉母亲,奖掖后学,著书立说。嘉靖年间起复,宦游各地,为官清正务实,不苛清矫激。为儒士之宗正。图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唐氏大宗祠里的唐胄画像。

唐胄(1471——1540年),字平侯,号西洲,琼山人。明弘治十五年(1502年)考中进士,官至户部左侍郎。《明史》有传,称其“耿介孝友,好学多著述,立朝有执持,为岭南人士之冠。”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,说得很实在。最后一句话,评价之高,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。

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,丘濬、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。而被《明史》誉为“岭南人士之冠”的唐胄,人们了解得还不多。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,尤其发人深思。

“岭南人士之冠”

《明史》的修纂,始于清初,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,方告竣工。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《明史》、王鸿绪本《明史稿》(实为万斯同所纂)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《明史》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,均有“耿介孝友,好学多著述,立朝有执持,为岭南人士之冠”这一句话。

笔者翻阅《明史》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,并未发现有称唐胄“为岭南人士之冠”这样的说法,故而基本可以认定,这是由《明史》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。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,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。钟芳《祭唐西洲文》(见《钟筠溪集》卷十六)有一句“岭海精英,公评端在”,这大概就是《明史》所本。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《墓志铭》、王弘诲所作《神道碑》,均无类似评语。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《广东通志》《琼州府志》《琼山县志》等各类地方志中,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“耿介有器识,尤孝于亲。服食澹泊,足振靡俗。为文尚理,不事浮华。”也没有“为岭南人士之冠”这句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·琼州府》中对唐胄的评价是“胄耿介有器识,立朝执义不挠,海南推为冠冕。”这与《明史》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,应当是受到了《明史》稿本的影响。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,在评价唐胄时,有的就直接援引《明史》的论断了。

“海南推为冠冕”

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,包括了现在的广东、广西及海南全境。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,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,但也出了不少名人。略举几例,如唐代名相张九龄,宋代名臣余靖、崔与之,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。所以,在《明史》对唐胄的评价中,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,即“为岭南人士(一时)之冠”。清代光绪十九年,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《西洲侍郎像赞》,文中便称唐胄“耿介孝友,一时之冠。”然而,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,也有像陈献章、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,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,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。所以,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,就像雍正初修《大清一统志·琼州府》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,“海南推为冠冕。”

即便如此,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。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。这一时期,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,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,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,可谓人才济济。《明史》为之立传的海南人,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,分别是:薛远、邢宥、丘濬、廖纪、唐胄和海瑞。另外,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,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。荣瑄属于特例,姑且不论。就其他人物而言,薛远、廖纪、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,丘濬更是入阁为相,地位都在唐胄之上。海瑞与丘濬并称为“海南双璧”,邢宥与丘濬、海瑞并称“奇甸三名贤”,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。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,他说:“论者谓公(邢宥)与丘、海二公,为奇甸三名贤,他人之贤弗及……而其德功言三者,俱得先文庄、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,此决非偶然矣。”

邢宥、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,海瑞、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。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,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,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。例如,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,官做得不是很大,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,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,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,以师事之。还有钟芳,官至户部右侍郎,被《广东通志》称为“上接文庄,下启忠介”“岭海巨儒”,虽然《明史》只提及钟芳的名字,没有单独为他立传,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,也不遑多让。

后人眼中的“全能冠军”

那么,《明史》对唐胄的评价,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?并非如此。应当注意到,《明史》在得出唐胄“为岭南人士之冠”的判断之前,有三句话作为前提,即:“耿介孝友,好学多著述,立朝有执持”。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其中,“耿介孝友”是立德,“好学多著述”是立言,“立朝有执持”是立功。儒家“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”“三不朽”之说。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,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。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,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,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“全能冠军”。

例如“耿介”,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,至海瑞而造乎其极。《明史》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,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《治安疏》占了一千三百字。但《明史》称海瑞“意主于利民,而行事不能无偏云。”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。

再比如“好学多著述”,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。万历《广东通志》引何乔新语,称“唐张九龄,宋余靖、崔与之,及四人,为岭南人物之首”。在何乔新眼中,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“岭南人物之首”。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,然而《明史》却没有转述,这颇耐人寻味。《明史》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,赞美之余,也不无微词,称其“议论好矫激,闻者骇愕。”

《明史》中,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,不足百字。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,主要是赞其“廉介”。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,扣除引用的唐胄《谏征安南疏》近七百字后,还有四百余字。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,没有任何非议。

唐胄考中进士之后,因遭逢父丧,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,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,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间,他淡泊自守,侍亲至孝,和睦亲族,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。说起来,荣瑄能够进入《明史》,也得感谢唐胄。《明史》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,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《琼台志》。这是他“耿介孝友”的一面。

唐胄博览群书,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,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、余靖、白玉蟾、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,修纂过正德《琼台志》等多部地方志,文章力求经世致用,不务浮华。这是他“好学多著述”的一面。

嘉靖元年(1522年),唐胄应召复起,在各地为官期间,政绩卓著。在京期间,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,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。同时,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、方法,平时不为矫激之举,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。这是他“立朝有执持”的一面。

综合起来看,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、楷模。前人评价唐胄时,也屡以“典型”称之。如明人黄表衷《唐西洲公石像赞》中有“典型在兹”之语,民国时期王国宪在《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》中也用“百代奉典型”来称赞唐胄。

《明史》为何如此高评?

《明史》早期的编纂者中,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,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,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。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,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,一方面大力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,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明代心学以陈献章、王守仁为代表。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,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,与王守仁齐名,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。《明史·儒林传》的序言说:“学术之分,则自陈献章、王守仁始……有明诸儒,衍伊、雒之绪言,探性命之奥旨,锱铢或爽,遂启岐趋,袭谬承讹,指归弥远。……经学非汉、唐之精专,性理袭宋、元之糟粕,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,殆其然乎。”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正因为如此,《明史》在品评岭南人物时,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、湛若水举作代表。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。丘濬则著有《大学衍义补》,自成一家之言。

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、会试当中两次夺得“礼魁”,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。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、何景明等交往密切,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,不标新立异,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、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。不论是用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“三不朽”标准,还是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标准来衡量,唐胄都堪称传统儒家人物的表率。或许,这就是《明史》将唐胄视为“岭南人士之冠”的真正原因吧。◇


感动

大哭

惊呆

口水

最新评论

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中华神韵网  

中华神韵网-弘扬民族正统文化

学习国学,了解传统文化尽在中华神韵网国学论坛

返回顶部